当前位置: 首页 >> 学术研究 >> 学术动态 >> 正文

“正明讲坛”第十二期纪要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1-06-15     [来源]:     [浏览次数]:

2021年6月8日晚上7时,第十二期正明讲坛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期主题为“楚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玉堂教授主讲,楚学研究所所长黄尚明教授主持。宋亦箫、肖海燕、傅玥、王洪强、王闯等老师与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博物馆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等近百人参加活动。

讲座伊始,刘老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回顾了楚文化研究兴起与发展历程。从上世纪楚幽王墓被发现开始,楚文化的研究已持续近百年时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些重要的学术社团和研究机构的产生,楚文化研究得以建制化系统性展开。1980年1月,《江汉论坛》和《江汉考古》开设楚文化研究专栏。其后,湘鄂豫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以考古学专家为主)、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先后成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国历史文化研究所(后称楚文化研究所)与武汉大学荆楚历史地理研究室相继组建。进入21世纪,张正明先生在华中师范大学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楚学研究所,湖北大学、长江大学等高校也相继成立了楚文化研究机构。据不完全统计,40年来,楚文化研究相关论文不下于3000篇,著作不少于300本,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首屈一指。刘老师按主题将这些研究成果分为十大部分,本期讲座就前五个部分进行了学术史回顾与展望。


第一部分是楚文化的综合研究。刘老师指出,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楚文化研究成果仍是张正明先生的《楚史》和《楚文化史》。张正明先生在这两本书中构建了楚文化研究基本框架,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和概念。比如,张先生高屋建瓴,将楚文化史划分为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转化期等五个时期,又提出楚文化的六大支柱说和五种精神说。其中,六大支柱指的是以青铜制造、丝织刺绣、漆木器为代表的物质文化和以老庄哲学、屈骚文学和楚美术乐舞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五种精神即楚文化中蕴含的进取、团结、开放、和谐、爱国的精神。关于楚文化之源,张先生认为楚文化是融合了中原文化的末流和楚蛮文化的余绪而形成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古代文化,其主源并非三苗文化,而是祝融部落集团崇火尊凤的原始农业文化,并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而独创一格的特异风采。同时,这两部成果各有侧重,相较而言,《楚文化史》主要依据考古材料,借助民族学、考古学等理论方法对楚文化发展历程进行疏理;《楚史》则全面考察了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是一种历史的、区域史的写法。刘老师认为,这两本书是最重要的楚文化研究成果,应列为楚文化研习者首要书目。关于其它楚文化综合研究成果,还有何浩的《楚灭国研究》、魏昌的《楚国史》、李玉洁的《楚史稿》、顾铁符的《楚民族述略》、王生铁主编的《楚文化概论》、宋公文的《楚史新探》、何光岳的《楚灭国考》、罗运环的《楚国八百年》、蔡靖泉的《楚文化流变史》等等,刘老师均逐一点评,并提及了魏昌的《楚国历史文化读本》和刘老师刚主编出版的《楚脉千秋》等相对通俗的综合性知识读物。

第二部分是楚族源、世系、人物研究。关于楚族源,综合性研究著作有王光镐的《楚文化源流新证》、何光岳的《楚源流史》等,而相关研究成果还有不少,其代表性观点可总结为“五源六说”。“五源”包括东来说、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土著说,加上张正明先生提出的“非夷非夏、亦夷亦夏”说则为“六说”。随着清华简等文献的整理刊布,北来说和非夷非夏说逐渐得到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楚人早期居地问题与楚族源密切相关,在之前已得到基本解决,但在《楚居》刊布之后,记载的楚迁徙次数远多于历史文献的记载,由此又形成一系列新问题。第一,《楚居》所提到的居地是否都是楚都;第二,《楚居》所提到的居地是否都为地名;第三,《楚居》所提及的居地是否有遗漏,或是否存在与文献相关记载所指相同而名称相异的情况。其中,“京宗”与“丹阳”成为学者们讨论的热点,李学勤先生认为京宗是荆山山脉之首的景山,夷屯即是丹阳;周宏伟先生认为京宗在陕西境内且《楚居》所提到的地名都在陕西与湖北无关;尹弘兵先生指出京宗既不在景山,也不在陕西,可能只是政教合一的一种表述;还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丹阳,要告别丹阳情结。在楚人物研究方面,一是对祝融等楚先祖研究,如对于祝融的职司火正,何浩先生认为“火”指“大火星之火”而非“火焰之火”,火正负责观象授时,与天文历法有关;二是对楚王的研究,这主要聚焦于武王、文王、成王、庄王、灵王、怀王、惠王、昭王等等;三是对一些著名人物的研究,如孙叔敖、白公胜、申包胥、伍子胥、吴起、庄蹻、屈原、春申君等等都是被研究较多的人物。

第三部分是楚政治、法律、军事研究。在政治研究方面,刘老师分不同主题展开讲述。关于政治制度,杨华的《楚国礼仪制度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郑威的《楚国封君研究》则通过补入出土材料,对楚国的封君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关于楚国何时进入国家阶段的问题,主要有殷商时期、西周之初和春秋早期等三说,还有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楚国进入国家阶段应在成王时期。张正明先生认为熊绎时期与武王时期都可以说建立了国家,但严格地说,熊绎可能还是一个部落酋长,楚国的一些政治法律制度的建立还是在武王时期。所以,春秋早期楚国建立国家这种说法可能占统治地位。罗运环先生则提出与三说不同的夏代说,认为荆楚在夏代早期就已立国,但非正式国家。关于楚国的社会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何浩先生在《试论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土地占有制度》等文中认为楚国的进程与中原国家类似,西周至春秋时期为奴隶社会,战国早期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二是张正明先生在《楚国社会性质管窥》等文中认为楚国在若敖、蚡冒以前是原始社会,武王以后是包含着封建性质的农奴制社会。关于楚国的继承制度,主要有嫡长子继承制和少子继承制(有学者指出少子继承制多见于内乱等非正常情况)等两种观点,罗运环先生提出了楚国实行太子继承制的新观点。关于楚国的职官制度。楚国职官多以“尹”命名,楚人尚左,所以部分学者认为楚国的职官制度中“左”职大于“右”职,但何浩先生认为只有楚国的副职涉及“左”、“右”之分,且以“右”为尊,双方各有证据,故该问题尚存争论。关于楚国的地方制度,杨宽、顾久幸等学者对此有专门研究。顾久幸的《春秋楚晋齐三国县制的比较》从三国县制创立的时间、背景、规模、地缘政治作用等方面加以比较,研究比较深入。县制又涉及到“楚国第一县”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楚国第一县是权县,宋公文先生表示反对,认为应是息县。在法律研究方面,由于包山楚简的司法简得到整理,不少学者做了一些研究,著作方面有陈绍辉《楚国法律制度研究》、张伯元《出土法律文献丛考》。其中,《出土法律文献丛考》对包山简的法律日期法律时间及司法案件做了研究,认为司败是一种代理人。在军事研究方面,虽有涉及楚国的军制、战术、战例的研究论文,但数量不多,主题分散,相关研究稍显薄弱。

第四部分是楚经济、科技研究。在经济方面,综合性研究著作有郭仁成的《楚国经济史新论》、刘玉堂的《楚国经济史》、程涛平的《楚国农业及社会研究》。其中,《楚国经济史新论》把楚国作为南方经济区域的一种重要代表与北方中原华夏的经济进行比较,认为秦、晋的小农经济为两千年封建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楚、越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为中国后来发展的商品经济奠定基础。《楚国经济史》试图从楚国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宗法制度以及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等方面揭示楚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与水平。在专题研究方面,除了具有代表性的赵德馨的《楚国的货币》一书外,还有多篇代表性专题论文,比如黄尚明的《峡江地区环境对楚人生计的影响》、舒之梅《楚国经济发展的脉络》、郭仁成《屈赋中所见楚人的经济生活》、王颖《从包山楚简看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社会经济》、刘玉堂《楚国井田制度管窥》、晁福林《<九店楚简>补释——小议战国时期楚国田亩制度》、王红亮《包山楚简151~152号简补释——兼谈战国时期的楚田制》、吴永章《楚赋税制初探》以及黄德馨关于“郢爰”方面的论文。在科技方面,主要研究著作有后德俊的《楚国科学技术史稿》、高介华与刘玉堂合著的《楚国的城市与建筑》、王胜利的《楚国天文学探索》。《楚国科学技术史稿》比较全面地介绍采矿冶金、漆器制作、玻璃生产、丝织刺绣工艺,包括黄金分割、沉井法等内容。关于楚国科技的专题研究论文,易德生《科技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锡料来源与“金道锡行”》一文研究青铜原料来源,张昌平对商周时期楚系青铜器的工艺有较多研究,他认为曾侯乙尊盘采用失蜡法工艺证据还不充足,马仁杰等《宜昌万福垴遗址青铜器的科技分析及相关考古学问题》发现楚地出土铜器的合金材质以锡青铜为主,基本不用铅,这与中原地区多用铅有明显不同。楚国天文历法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领域,有人认为楚历以亥月为岁首;陈久金《屈原生年考》通过屈原的生年判断楚人使用周正历;还有人认为楚国同时用夏历和周历,即若敖在位和楚被秦灭时用夏历,之前与之后用的周历;曾在天文台工作的王胜利先生认为东周时期的楚国在自行编历的工作中,对纪年法、纪月法和正月的设置等都进行了既有别于商周、又有别于诸侯各国的改革创新。在纪年方法上,用与楚国有关的军事、外交方面的大事纪年代替了以执政君主的在位年数纪年(黄尚明则对楚国大事纪年提出了新见);在纪月方法上,用与楚人祭祀风俗有关的术语纪月代替了数字纪月;在月建方面,采用了“三正”之外的亥月作为每年的正月。此外,刘彬徽、刘信芳、武家璧等先生也对楚历法问题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见,目前尚待形成主流意见。

第五部分是楚地理、疆域、都邑研究。在楚地理研究方面,刘老师强调此处单讲地理内容,而与前述族源问题有所区别。他认为,石泉先生的《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和《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楚地理研究成果。《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指出楚国的丹阳最先在现在的陕西商县(丹江上游),后来迁徙至河南淅川的丹水之阳,即现在的丹淅之会。楚国的郢都与江陵城没有关系,郢都在楚皇城。张正明先生持不同观点,认为楚国早期的丹阳在丹淅之会,后来迁移到南漳。其它楚地理研究成果还有陈伟的《楚“东国”地理研究》、徐少华的《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左鹏的《楚国历史地理研究》、尹弘兵的《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郑威的《出土文献与楚秦汉历史地理研究》等。楚地理研究论文数量较多,探讨最为集中的是丹阳地望问题,目前主要观点包括当涂说、秭归说、枝江说和丹淅之会说,其中,丹淅之会说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另一个讨论重点是郢都地望,黄盛璋等认为郢都从武王开始就是江陵纪南城;石泉先生认为当时的郢都是楚皇城,江陵纪南城不曾为郢都;一种观点认为春秋时期郢都在楚皇城及其周围,战国时期一直到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前,郢都在江陵纪南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纪南城只在战国中期至公元前278年为郢都。目前,武王与文王迁都的郢都不在纪南城已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而江陵城始于楚昭王吴师入郢之后还是战国早期还有争议。在楚疆域研究方面,受制于史料存有状况,北部与东部疆域被研究得较为充分,最大的争议在于楚国的南疆。有人认为楚国南界已到达南岭,也有人认为楚国南界没有越过岭南,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有待新的考古发现。在楚城或楚都邑研究方面,诸如别都、军事城堡、楚长城,以及具体的楚方城、夷陵等问题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

在对以上五大部分进行全景式回顾以后,刘老师还逐一进行了研究展望。在楚文化综合研究方面,他认为应结合新的研究成果,从宏观上提炼楚文化的总体特征,并深入认识楚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在楚族源、世系及人物研究方面,他认为应进一步研究楚与商、周之间的关系,考证从熊渠到若敖熊仪的楚国世系,鬼谷子与申叔时等人物也值得关注。在楚政治、法律及军事研究方面,关于楚国政治,应深入探究王权与族权的关系,比如,从制度来看,王权能否驾驭族权,族权能否架空王权等;关于楚国法律,目前学界主要通过司法简中楚国司法案件的判决反推楚国的法律,但司法与法律非同一概念,更完整的楚国法律研究还有待考古新发现;关于楚国军事,尚缺一部综合性研究著作。在楚经济、科技研究方面,刘老师认为不能回避综合性宏观研究,要思考楚国社会性质是否有第三种可能,而楚国经济管理、职官制度、科技思想也值得继续探讨。在楚地理、疆域、都邑研究方面,刘老师认为丹阳是否存在、夷屯是否即丹阳、夷屯是何时的楚都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而楚国的南域是否越过南岭、楚文化的西渐的过程与边界等问题,也尚待明确。

讲演结束后,有研究生就范蠡思想、楚族源、楚国军事等话题与刘老师进行了讨论。最后,黄尚明老师对讲座进行了简要总结。他认为,刘老师继承了张正明先生的学术视野,从宏观到微观,对楚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疏理,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并结合学术史上的重要问题,论其得失,指点迷津。总之,今天的讲座信息量大,启发性强,对深化与拓展楚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欢迎刘老师继续做客正明讲坛。至此,“正明讲坛”第十二期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文稿经主讲人审阅)


执笔 | 孙叶虹

编辑 | 倪董欣 权逾西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