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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來源:原創論文網 添加時間:2020-02-21

        摘    要: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解決“三農”問題、推進農村農業改革發展的重大戰略舉措。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和理論闡釋鄉村振興戰略,有助于更好把握這一戰略的理論框架、豐富內涵與內在邏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城鄉關系融合發展是根本動因,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根本目標,廣大農民共享發展成果是根本宗旨,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是根本舉措。

        關鍵詞: 鄉村振興戰略; 政治經濟學; 城鄉融合; 農業農村現代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三農”工作,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三農”實際相結合的最新產物,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在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下,從動因、目標、宗旨與舉措四個方面研究和梳理這一戰略思想的理論框架、豐富內涵與內在邏輯,有利于深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書寫好新時代“三農”工作新篇章。

        一 、城鄉融合發展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動因

        城鄉關系是制約一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關系,城鄉融合發展是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批判地繼承空想社會主義關于城鄉關系發展理論的基礎上,馬克思恩格斯的城鄉關系理論認為,城鄉分離是生產力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產物。隨著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一個民族內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業勞動同農業勞動的分離,從而也引起城鄉的分離和城鄉利益的對立”1。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致使工業和人口集中于城市,并為城市的工商金融資本剝削農業生產者創造了便利,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城鄉分離與對立。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城市剝削農村,城鄉差距不斷擴大,對鄉村發展和農業生產造成災難性后果,“即城市和鄉村的分離,立即使農村居民陷于數千年的愚昧狀況”2。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城鄉對立達到巔峰。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消失,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城鄉關系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打破城鄉分離、實現城鄉融合發展,這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所決定的。城鄉融合發展的實現,“大工業在全國的盡可能平衡的分配,是消滅城市和鄉村的分裂的條件”3,這必須以高度發展的生產力為前提,因為“只有按照一個統一的大的計劃協調地配置自己的生產力的社會,才能使工業在全國分布得最適合于它自身的發展和其他生產要素的保持或發展”4。當“將把城市和農村生活方式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點”5時,才能擺脫城鄉二元分割的不合理社會關系的束縛,進入城鄉融合即城鄉關系發展的最高階段。

        馬克思恩格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的高度,通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深刻分析,指出城鄉之間由城鄉依存到城鄉分離再到城鄉融合是一個曲折發展、螺旋上升的歷史過程,其邏輯起點和演進趨勢主要取決于生產力發展水平。近代中國處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外國殖民侵略和國內官僚資本、買辦資本等的盤剝之下,鄉村日益凋敝,城鄉分離是必然的歷史現象。新中國成立后,致力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城鄉兼顧的理論指導下城鄉依存共同發展的良好關系初現,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囿于國家工業化發展目標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安排,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特征不斷固化。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村改革大獲成功,以市場為導向、以促進生產力發展為基本任務的改革逐步向城市和整個經濟社會領域深化,經濟體制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在這一過程中,各種資源配置伴隨著改革重心的轉移逐步向城市轉移,尤其是1993年以后,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確立,勞動力、資金、資源等要素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自發地向收益較高的產業和區域配置,農業和農村由于自身的弱質性和投資效益相對低下很難吸引到更多的資源,城鄉差異日益擴大,進一步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黨的十六大指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化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6。國家對城鄉發展戰略進行重大調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圍繞落實科學發展觀,把“統籌城鄉發展”放在“五個統籌”的突出位置,將統籌城鄉發展的目的進一步界定為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求“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意味著新農村建設的視角開始向城鄉關系系統化思考轉變。黨中央對城鄉關系認識的深化推動著我國經濟社會進入到統籌城鄉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我們只有跳出‘三農’抓‘三農’,用統籌城鄉發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實打破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發展的體制性制約”7。黨的十七大提出“縮小城鄉差別,加速城鄉一體化”,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圍繞解決“三農”問題,從城鄉一體化著手綜合布局,不斷加大改革力度,相關惠農富農政策陸續出臺,生產力不斷得到解放和發展,農業基礎地位得到顯著加強,農村社會事業得到明顯改善,農民收入連年增速超過城鎮居民,城鄉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輪改革的推進更是直面鄉村發展中的瓶頸問題,不斷推進土地制度、公共服務體系的變革,農業農村改革發展邁上新臺階。從城鄉養老并軌、社會救助并軌,到基本醫療保險并軌,從城鎮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并軌到戶籍并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的城鄉發展一體化發展框架已見雛形,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下了堅實基礎。但是,由于“三農”歷史欠賬太多、基礎薄弱,城鄉二元結構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我國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的矛盾依然比較突出,城鄉資源流動不順暢和流向不合理現象依然存在,城鄉生產要素交換不平等并未消除,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不均等未有顯著改善,城鄉發展的融合水平不高,這些都制約著農業農村現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習近平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本改變,城鄉發展差距不斷拉大趨勢沒有根本扭轉。根本解決這些問題,必須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8。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為此要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協調推進。這些新思路和新舉措反映了黨中央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與時俱進地完善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設計,為實現城鄉融合奠定了扎實基礎。
       

      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從世界經驗來看,城鄉融合是城鄉關系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許多國家都經歷了工業化初期至中期的“工業優先發展”至“工業反哺農業”再到工業化中后期“工農融合發展”的演進路徑。城鄉關系的調整是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艱苦奮斗,我國工業化邁入中后期發展階段,信息化快速發展,城鎮化率近60%,農村現代化在經歷城鄉統籌、新農村建設、美麗鄉村建設的過程中也在不斷推進,如何主動抓住當前的大好時機,從發展戰略層而更加主動地調整城鄉關系,顯得十分重要。換句話說,隨著我國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在這樣的時間節點和現實基礎上,我國城鄉關系的調整不單純是要順應生產力的發展趨勢,還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利用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進一步推進城鄉一體化,切實實現城鄉融合。習近平強調,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具備了支撐城鄉發展一體化物質技術條件,到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順應我國發展的新特征新要求,必須發揮制度優勢,加強體制機制建設,把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作為一項長期堅持的方針,堅持和完善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努力形成城鄉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在總結中外城鄉發展經驗和教訓基礎上,基于對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城鄉關系發展變化的深刻認識和對未來新型城鄉關系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把其作為“三農”工作的總攬,并在此后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將“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置于鄉村振興戰略七條道路之首,改變了過去“城市帶動、工業反哺”的以城市擴張減少農村農民的發展路徑,突出鄉村發展的中心地位和城鄉關系的平等地位,強調城鄉彼此相互依存共榮共生,實現了城鄉發展思路的戰略性轉變。

        二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目標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方式是社會存在與社會發展的決定力量。實現現代化首要的是實現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從傳統生產方式轉變為現代生產方式。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求實現工業生產方式現代化而且要求必須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現代化。這是因為現代化是一個全面和整體性推進過程,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和鄉村振興就不會有國家的現代化。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全面現代化的重要支撐和顯著體現,是實現我國農業發展、農村發展和農民富裕的根本條件。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意味著“四化”是一個相互聯結互相促進的有機整體,共同形成新時代的發展動力,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從現實國情出發,習近平多次強調要加快補齊農業現代化這塊短板。黨的十九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提出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其相比于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四化”的表述,在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增加了農村現代化,強調了農村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的整體性意義,表明了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不僅是補短板、強弱項的迫切需要,也不僅是實現經濟社會高質量的現實需求,更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戰略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超越了以往側重于解決“三農”的某一或某些方面的政策方針,把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作為一個整體來安排,以綜合性的總體戰略設計吹響了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號角,以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實現農業農村同步現代化,開創農業現代化建設新局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成。

        鄉村振興是新時代我國農村開展的一場經濟社會的深刻變革,其決定性力量歸根結底還是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9。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新時代的現實國情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鄉村發展不充分。“三農”問題是制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的薄弱環節,能否正確處理“三農”問題直接關系到順利向國家現代化目標邁進。只有實現了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進而實現農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實現鄉村振興,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是做好“三農”工作的必然要求,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目標。

        農業農村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穩定器,農業經濟活動是有機地嵌入農村社會之中,是農村社會系統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可以說是由農業現代化向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擴展,但鄉村振興不等同于實現農村農民的城鎮化,農村的現代化也不等同于農村的城鎮化。在新時代鄉村振興中,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實質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新變化、新形勢和新要求,不斷推進和實現農業的變革,不斷調整和改變生產與生活方式,不斷推進鄉村實現新發展,以達到與現代社會發展協調適應的和諧狀態。這主要體現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從生產力方面而言,主要是推進農業科技創新,加快農業重大科技創新工程、重點實驗室、科學試驗站和科技示范基地建設,強化物質條件支撐能力建設,提高農業生產中的勞動生產率,提升農業的生產力水平。通過科技創新優化生產要素組合、改進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促進農業生產的效能和社會經濟效益得到改善和提高。從生產關系方面而言,就是要調整和改革農業經營管理方式,創新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經營模式和運行機制,使之更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和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要求。土地是農村最基礎、最核心的生產資料,農村土地制度與農業生產方式以及生產力密切相關,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以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為主線,進一步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保持農業農村基本生產經營制度的穩定,充分發揮廣大農村小農戶的主體性作用。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前提下,加快土地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發展步伐,實現土地使用權適度集中,因地制宜,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實現分工經濟下的報酬遞增和農業勞動生產效率提升。要理直氣壯地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實施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工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要進一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逐步構建歸屬清晰、權能完整、流轉順暢、保護嚴格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運行新機制,形成有效維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的治理體系。通過一系列的改革,持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構建起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實現農業農村產業全面發展,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在更高層次上融合發展,提升農業產業和產品的附加價值,改善農業生產經營效率和效益,充分發揮農村社會主體的能動性、積極性,進一步促進農村生產力水平的提高,確保我國糧食安全,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升級和資源優化配置,提高了農業比較效益,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囿于資源稟賦要素的約束條件,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顯然不能照搬西方現代化傳統的高生產、高消費、高污染模式,而是要從中國農業農村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基本特征出發,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習近平在2017年12月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做了系統闡述,包括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質量興農之路、鄉村綠色發展之路、鄉村文化興盛之路、鄉村善治之路、中國特色減貧之路。這七條道路指明了實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路徑,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2018年習近平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審議時,著重論述了實施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五個振興”與“七條道路”之間內容上互為補充,有機統一,具有內在一致性,共同服務于鄉村“五位一體”總布局的實現。這也是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行動綱領的應有之義。要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發展模式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貫徹新發展理念很重要。“新發展理念要落地生根、變成普遍實踐”10。無論是“五個振興”還是“七條道路”,都要堅定不移地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以新發展理念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三 、廣大農民共享發展成果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宗旨

        “食物的生產是直接生產者的生存和一切生產的首要條件”11,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是農民。農民作為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在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做出了巨大貢獻。無論是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農民都是我們黨的重要依靠力量,是我們黨執政的重要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始終不忘初心,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各個時期都能夠正確處理農民問題、保護好農民利益,得到了農民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才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歷史實踐充分說明,只有很好地滿足人民群眾的發展需要,提高廣大農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認同度,增加黨和國家的凝聚力,才能更好地鞏固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對當代中國而言,如果農村不穩定、不和諧,那么整個國家就不會穩定和諧;如果沒有廣大農民的政治支持,共產黨的執政根基就會不牢固。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成了當代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而實現鄉村的全面發展和振興是解決好當下社會主要矛盾的關鍵所在。正確地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并按照社會發展進步的方向推動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是代表先進生產力和先進生產關系的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只有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部署經濟工作、制定經濟政策,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才能更好地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秉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的價值追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讓廣大農民都過上幸福美滿的好日子,一個都不能少,一戶都不能落”,以“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的實際作為踐行“在經濟社會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的莊嚴承諾,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為滿足廣大農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實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十九大基于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以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此可謂是新時代夯實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的重要舉措,集中體現了我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時代的現實運用。

        共享發展的目標是為了全體人民的幸福和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共享發展,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12。共享發展明確了發展的最終目的,體現了我們黨更加重視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與發展成果的執政理念,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成果,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共享發展成果中最為重要的是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即共享經濟利益。經濟效益是人們從事各種經濟活動的根本動力,是社會物質資料生產和再生產過程的主線,始終貫穿于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等環節。農民作為實現鄉村振興和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體力量,是共享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基本利益主體,要充分考慮農民的經濟利益,以廣泛匯聚廣大農民的智慧和力量。一是充分尊重和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強調人民利益至上,讓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展的進程,“要堅持不懈推進農村改革和制度創新,充分發揮億萬農民主體作用和首創精神,不斷解放和發展農村社會生產力,激發農村發展活力”13。 尊重農民的利益訴求,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農民的利益,保護和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鄉村振興成為內生動力和自覺行動。二是堅持和完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建立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增收的長效保障機制,夯實建設現代鄉村共同體的物質基礎。通過構建農村內在的造血機制,培育和激活農業生產力,充分挖掘農業發展的多元化和專業化,促進現代農業提質增效,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讓農民在農業生產中得到實惠,進一步提高農民綜合素質和農村文明程度。檢驗農村工作成效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農民收入水平是否提高,并且,大力促進農民增加收入,不能讓平均數掩蓋了大多數,要看大多數農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三是全面實施精準扶貧戰略,打好脫貧攻堅戰,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不讓一個貧困群眾在脫貧攻堅、鄉村振興中掉隊,幫助低收入者盡快脫貧致富,逐漸縮小與中高收入者之間的差距,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守護好人民群眾的基本生活底線。四是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化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戰斗堡壘作用,凝聚全社會力量,引導和推動各類人才參與鄉村振興,加強農村社會管理,要借助現代信息網絡技術提升鄉村公共服務水平和鄉村治理水平,重視“三留守”人員,搞好農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等,讓人民群眾共享鄉村振興成果。

        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綱,統領“三農”各項工作,其根本目的是為了讓億萬農民過上幸福美好生活。這意味著鄉村振興過程中不但農民要富起來,農業要強起來,農村還要美起來,防止出現農業農村衰落凋敝。要逐步完善各項社會制度,通過高水平的城鄉資源融合和全面深化改革,為“三農”注入源源不斷的發展活力。要始終堅持共同富裕這個大方向,統籌推進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做到鄉村振興同精準脫貧有機銜接,不斷改善人民生活,讓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不斷改善農村人居環境,進一步完善農村生產生活設施,切實加強農村突出環境問題綜合治理,優化農村生態環境。讓鄉村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農村不能成為荒蕪的農村、留守的農村、記憶中的故園”14,要“建設好生態宜居的美麗鄉村”,“把廣大農村建設成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要培育新型農民,加快現代農民轉型,“要切實辦好農村義務教育,讓農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識和技能”,努力培養一支真正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支撐和促進農村的可持續發展。要堅持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漸進共享,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激發生產活力,創造出比以往任何社會形態都更為豐富的物質、精神財富,在更廣范圍、更高層次上促進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廣大農民。

        四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根本舉措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建立在一定生產力基礎之上的生產關系,其不僅包括生產關系的本質與內容,還包括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前者表現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后者表現為一定的經濟體制與運行機制。因此,研究生產關系就必須研究經濟體制機制問題,以創新發展激活體制機制,從而解放生產力。對于當前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我國經濟社會狀況而言,鄉村發展的不充分和城鄉資源分配不均衡產生的經濟利益問題,依然是制約經濟社會健康快速發展的頑強壁壘和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現實障礙。立足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運動分析,我國已具備城鄉融合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從我國城鄉發展的不平衡和農業農村發展不充分這一特征出發,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實現鄉村振興,其有力抓手在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增強城鄉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新時代城鄉融合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轉,從生產關系層面,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需要做到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協調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與新型城鎮化戰略。無論是新型城鎮化戰略還是鄉村振興戰略,都是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順應城鄉發展趨勢而提出的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重大戰略,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當前我國尚未完成城鎮化進程,城鎮化依然是解決我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路徑,鄉村振興戰略是在城鎮化進程中前瞻性、系統性、全面性解決鄉村問題的戰略設計,二者相輔相成、互促共進,是城鄉融合發展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其二,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長期存在政策差異和水平差距,密切相關,嚴重阻礙了城鄉協調發展與和諧社會的實現,亟需提升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統籌安排城鄉公共服務布局,完善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公共財政制度設計,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加鄉村醫療、教育、文化等領域公共資源的供給,全面建成覆蓋城鄉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等,增強城鄉公共服務的聯動性,使城鄉居民均衡受益。其三,要營造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與城鄉功能互補的制度環境。強化政府宏觀調控和統籌安排作用的發揮,通過有效的制度政策供給,校正過去要素單向流動的狀況,解決人口在城鄉地理空間轉移與要素權益城鄉配置不同步的問題,健全城鄉要素合理流動機制,全面釋放城鎮與鄉村資源的發展活力,激活城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動能。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中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發展需求不相適應的問題,其動力源自于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以城鄉融合為政策指向,構建與鄉村振興相適應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通過有效的制度供給和體制機制創新,充分發揮城與鄉、工業及其他產業與農業的互補性與協作性功能,加強城鄉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交融,為實現鄉村振興提供可持續的支撐和保障。另一方面,在更深層次上深化城鄉改革激活資源要素,釋放既有體制制度潛能,尤其是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當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習近平多次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小組會議審議農村改革議題,他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要抓緊落實土地承包經營權登記制度,真正讓農民吃上“定心丸”。“要不斷探索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15。“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16。“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不管怎么改,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產量改下去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17。通過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統籌利用城鄉優勢資源,優化整合城鄉資源要素配置,矯正城鄉分工體系的不平衡發展,厚植“三農”發展優勢,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落到實處,激發農村發展新活力,確保農民根本利益,走城鄉共同富裕之路。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要從真正有利于實現城鄉融合發展的角度,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并充分發揮二者的作用,不但要依靠“有效的市場”,同時要發揮“有為的政府”的作用。僅靠市場機制自身的資源配置作用是不能促進實現工農城鄉關系根本轉變的,城市的虹吸效應和資本的逐利性會影響和削弱農業農村自身的發展能力,強化農村這一“短板”。需要在發揮市場在資源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過程中,揚長避短,用市場的力量引導改變不合理的農業供給結構,挖掘農村農業的發展潛力。同時,政府在制定鄉村振興規劃和支持政策、改善制度環境、提供公共服務以及建立監測評估機制等方面切實穩定持續地發揮作用,避免簡單地以行政手段強制性分配資源。要“繼續推進新農村建設,使之與新型城鎮化協調發展、互惠一體,形成雙輪驅動”。“形成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體制機制,特別是要加強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關愛服務體系建設。要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完善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制度,逐步讓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進得來、住得下、融得進、能就業、可創業,維護好農民工合法權益,保障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18。在政府“有形的手”的規劃引導下利用好市場機制“無形的手”,打通城鄉要素合理流動的渠道,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自由流動、合理配置,實現城鄉優勢互補,全面發掘和釋放鄉村的現代功能,推動工農城鄉之間構建起持續的工農互惠、城鄉融合的良性互動關系,實現城鄉共同繁榮發展,滿足億萬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148頁。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頁。
        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3頁。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5頁。
        6《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1頁。
        7習近平:《之江新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頁。
        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03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頁。
        1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19頁。
        11《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8頁。
        1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793頁。
        13習近平:《在十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4月30日。
        1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82頁。
        15《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5頁。
        16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頁。
        1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671頁。
        18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人民日報》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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